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妇女体验了更大的婚恋自由，同时（如果不是交错发生的话）也更多地加入了劳动力队伍。这两大趋势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快了步伐，并在战后政治运动，尤其是妇女运动的背景下，以指数函数的态势发展起来。
1960年，有30％的妻子就业；20年后变成了54％。到了90年代中期，60％的美国家庭是夫妻两人挣钱；30％遵循了丈夫养家活口/妻子是家庭主妇的传统模式；10％则无人挣钱或只有一人兼职。欧洲妇女也跟上了这股潮流，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法国和英国，那儿的妇女就业如今几乎已成了人生准则。
在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外出工作的妻子日益增多，开始改变了美国婚姻的结构。到了1969年，“双职家庭”一词已经被发明出来，表示某一类型的家庭结构：夫妻均认真考虑工作，而不必以牺牲妻子的工作为代价优先发展丈夫的事业。“双人职业夫妻”指的是妻子通常处于附属地位，致力于推动丈夫的事业；而“双职夫妻”恰恰相反，它明确了夫妻在职业发展中的投入是一样的。从60年代开始，许多妻子即使在生养小孩期间，也仍认为自己在外面的工作是需要长期付出的“事业”，而不只是一系列零碎的事。有时候，夫妻都想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便意味着两人不得不分居。
尽管有支撑双职家庭的男女平等观念，妻子在照顾家庭和孩子方面还是承担着更大的责任。这一差异已经成了上班夫妻争吵的根源。回想70年代，女权主义者的口号“私事也要讲政治”，让许多妇女相信，社会变革将从料理家务开始。当妻子成了律师、医生、计算机程序员、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司机、经理和市长时，丈夫被要求成为家庭清洁工和保育员。社会科学家用小时和百分比记录了这一缓慢的变革。
由于家务的缘故，摩擦可能，也的确在配偶之间出现。1989年针对夫妻对家务分工的看法进行了一次研究，结果表明：“在期望与行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夫妻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参与要比配偶认为的多。
“看家父亲”的出现
和那些没什么文化的丈夫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更有可能承担理家责任。1991年至1992年，斯坦福大学对1981级的学生发出了问卷调查，结果认为他们位于“分担家务这一变革的最前线”。差不多有一半的夫妻平摊了家务活儿。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通常会有一位教育背景和挣钱能力都与自己相似，同样也在工作的妻子，他们因而没有什么理由保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
同样剧烈的变化还发生在为人父亲的观念和实践当中。从妻子怀孕开始，男人就被鼓励更积极地参与分娩的过程。过去由于忌讳，他们被排斥在产房之外；如今他们帮助怀孕的妻子学习呼吸技巧，而且经常在孩子出生时到场。许多人还给婴儿喂食和定期换尿布。与此相关的一大标志是，全国机场的男人休息室里都摆上了婴儿更衣台。
有两个新的术语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家庭主男”和“看家父亲”。他可能是一名艺术家，或作家，或只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妻子则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医生、商人、工程师、经理或学者。他们双方或许对现状都不太满意，但又没有必要导致家庭的解体。
目前大约有二百万父亲在家专职照顾孩子，而妻子在外工作；另有三百万家庭是兼职工作和孩子日托结合。现在，社会习俗、各种支援团、时事通讯和网站都在迎合“看家父亲”的需求。虽然大多数这样的男人在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的新角色中找到了满足感，但他们也对疏离感、心情抑郁和缺乏地位提出了抱怨--无数的美国家庭主妇已经对此抱怨很长时间了，虽然她们大多仍对自己的处境表示满意，但她们的确错过了不少知识的挑战和成人间的交往。
一份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看家母亲的丈夫和上班母亲的丈夫在收入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距；但妻子的出身阶层却有相当大的差异。来自上层家庭的女子“与同班同学相比，更容易成为全职家庭主妇”，这可能是因为她们从心底里接受了富裕家庭有一个成功父亲的模式，也可能因为她们在遭遇离婚时可以依赖自己的父母。
想兼顾，大不易
在很大程度上，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们也在为其他双职夫妇所面临的同样问题而拼搏：如何设法兼顾工作、家庭和孩子？双职夫妇面临的压力，已经成了无数记者、心理学家和道德家在各种论坛上的谈资。《旧金山记事报》在2000年曾有一个关于题为“夫妻共谋对策与建议”的专栏，他们对150名读者的来信进行了总结，这些人抱怨工作的有害影响波及到个人生活。在经理对工人，或者工人对自己提出不切实际要求的压力下，长期稳定的婚姻破裂了，或者濒临破裂。大家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包括：夫妻疗法和家庭度假会有一定好处；有意识地对优先考虑的事项进行排序，而把婚姻放在第一位对某些夫妇会有所帮助；在一个计划泛滥的世界，重新安排时间或许是挽救婚姻的一个途径。
而用人单位，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无论是学术组织还是政府机构，都还只是刚刚开始着手处理双职家庭的需求。分摊完成的工作也罢，有弹性的工作制也罢，仍然是非常少见的。兼职的工作即使有，也经常在选择时把双职夫妻拒之门外。产假不仅短而且不支薪水，即使有1993年颁布的《家庭和医疗假期法案》--该法案要求雇员在50人以上的公司批准员工每年因家庭或医疗原因享受12周停薪留职的假期，其中包括分娩和照顾新生儿、处理儿童的领养看护、照顾健康状况严重的直系亲属（配偶、孩子或父母）。
在这方面，美国远远落后于某些欧洲国家。譬如，瑞典在婴儿出生后，为上班的母亲或父亲提供11个月的带薪假期；丹麦是一年半，其中12个月全薪。英国的产假只有13周，尽管现任首相布莱尔的夫人--一位有名的就业权益律师和四次分娩的母亲--在全国政治中心（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毫不含糊地提出产假问题，向丈夫施压（未遂），要求他在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抽出时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是遵循着五十多年前法国开创的制度，开设了政府补贴的日托中心。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这两个领先的发达国家都没有满足需求，提供带薪的育婴假期或育婴服务。美国的母亲经常不得不把休假、病假和父母津贴凑到一块儿，以便得到12周的适当产假。当她们重返岗位时，还通常不得不把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育婴服务。
但美国也出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放学后的计划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出来，它针对的是下午3点到6点需要照顾的孩子。由企业、基金会和联邦政府联合举办的这些计划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从音乐到数学，从烹饪到建筑。目前在学龄儿童的母亲中，78％的人有工作，这些计划让上班的父母们喜出望外。
